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报告
(三)创业投资:创投机构资本近1万亿,风险投资规模高于美国
(四)创服机构:孵化载体超1.3万家,广东孵化器数量全国第一
(五)疫情冲击:中小微企业恢复速度慢,创业带动就业作用突出
(三)创业驱动力:为实现自我梦想、获取财富
(四)创业现状:近半创业者盈亏存在波动,七成三年内开始盈利
(五)面临困难:资金问题依旧是创业者面临最主要的困难
三、典型城市青年创业发展现状
(一)成都:实施青年创新创业就业筑梦工程,打造“圆梦之都”
(二)长沙:全国首个建立系统性乡村产业人才政策体系城市
(三)大连:依托创业导师资源,激励“创孵”载体
四、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
(一)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二)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
五、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排名
(一)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指数构建
(二)中国城市青年创业发展排名
六、政策建议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进一步推进青年创业发展,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与泽平宏观联合开展青年创业专题研究。课题组于2021年9月对成都、长沙、大连进行实地调研。从创业环境、创业精神、创业结果三方面构建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指数体系以分析中国整体和主要城市创业情况,形成《中国青年创业发展报告(2021)》。
2020年,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我国在抗击首轮疫情及2021年上半年境外输入变异毒株中取得显著成效,率先进入“后疫情时代”。在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中,青年创新创业必将起到重要引领作用。2021年1-7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82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74.7%。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6月份上升0.1个百分点,低于2019和2020年同期水平。其中25-59岁的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为4.2%,同比下降0.8%,与上月持平,就业形势总体向好,这与后疫情期间中央文件多次提及的“灵活就业渠道”密不可分。随着“双创”快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就业带动效应显著增强。
从每万人均新设市场主体数量看,江苏、福建、海南、浙江、陕西等省份创业活跃度高,甘肃较低。根据各省新设市场主体数量及人口,计算每万人均新设市场主体数量,表征创业活跃度。江苏创业活跃度最高,每万人新设市场主体数量达到444.1个,原因在于2020年江苏市场监管部门超前谋划,积极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出台支持企业平稳健康发展18条和支持企业复工复产12条措施,并联合相关部门出台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16条措施,帮助企业纾困解难,促进市场主体快速发展,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同时,抢抓时机,精心打造“一品牌一平台”。为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江苏市场监管部门加强了监测分析,加大帮扶力度,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支持自贸区制度创新,规范平台集群注册,引导地摊经济健康发展,努力催生更多新的增长点;福建、海南、浙江、陕西、山东则分别占据第二到第六位,而甘肃相对靠后,每万人均新设市场主体数量不及江苏的一半。甘肃主要是因为其经济水平相对落后,2020年GDP在31个省级行政区排27位,人均GDP排名末位,因此创业活跃度较低。
科创板企业情况可以表征国内创业企业质量。科创板主要面向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和高成长型企业,是创业公司的标杆,已成为衡量一个城市创业市场活力的指标。2020年,科创板新增上市企业145家,市值由2019年底的0.87万亿增至2020年底的3.7万亿元。总体看科创板企业走出了疫情的阴霾,实现盈利的企业占比从年中的86.0%升至年末的92.1%。我们认为,科创板的良好表现得益于疫情影响的消退、科技企业获得政策力挺以及企业高质量的研发创新。
从总量看,2020年我国科创板上市企业为145家,较2019年增长107%。从地区分布看,江苏、上海、北京等省市成为优质科技创新型企业的聚集地。2020年江苏省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为30家,位居全国第一;上海、北京、广东省在科创板上市的企业分别为24家、22家、21家,分别位居第二、第三、第四。从行业分布看,中国科创板上市企业以信息技术、工业、医疗等行业为主。2020年在科创板上市的信息技术企业为58家,占比为40%,位居第一;工业、医疗分布为36家、29家,分别位居第二、第三。信息技术主要产品类型为专用软件、电子设备及加工、电子元器件、电子设备及加工、互联网服务、系统集成服务等,代表企业包括中芯国际、天合光能、紫晶存储等;工业主要产品类型为行业专用软件、专用设备与零部件、环保机械、电子测试和测量仪器、诊断治疗设备等,代表企业包括奕瑞科技、航亚科技、高测股份、江航装备等。
中国PE/VC投资金额高于美国,但种子期等前期投资比例较低。结合投中研究院中国数据、PwC/CB Insight、KPMG Global analysis report,2016-2020年期间中国风险投资(PE/VC)投资案例数从17142项降至7821项,投资金额从2278亿降至1767亿美元;同期美国投资案例数从4799项上升至6306项,投资金额从593亿上升为1332亿美元。2020年起由于疫情影响,PE/VC投资规模发生了较大变动,但中国PE/VC投资规模高于美国。从投资阶段来看,2020年中国种子期、初创期、扩张期、成熟期投资案例占比分别为13.0%、22.5%、45.5%、19.0%,而2020年美国各案例占比分别为30.2%、26.4%、21.8%、9.3%,这是因为中国PE/VC更偏好扩张期和成长期这类收益确定性较高的项目,对于种子期和初创期创业项目投资相对较低。
从创业行业看,51.6%的创业企业集中在农林牧渔、批发零售和教育文化行业。其中,农林牧渔业占比20.8%,批发零售占比15.9%,反映出青年创业者倾向于选择技术和资金门槛不高的行业进行创业,这也符合大多数青年创业者缺乏资金和社会资源的现状。教育文化占比14.9%,去年因为疫情的影响,线上教育迅速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去年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同比增长20.2%,对吸引青年创业者进入教育文化行业起到积极作用。而今年“双减”政策出台,教育市场规模缩减,该行业创业企业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
创业启动资金来源方面,九成以上来自个人或家庭积蓄、亲友借贷,创投公司及其他渠道占比较少,整体资金来源较为单一。个人或家庭积蓄、亲友借贷为创业启动资金两大重要来源,74.6%的创业者利用个人或家庭积蓄作为创业启动资金,通过亲友借贷进行创业的群体占比15.8%,而借助创投公司和其他渠道资金启动创业的群体不足10%,说明创业启动资金来源较为单一。
从盈利状态看,近半数创业者盈亏存在波动,七成在三年内实现盈利。盈亏方面,46.7%的创业者处于盈亏不稳定期,处于亏损状态的接近两成,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创业企业的经营风险;开始盈利时间方面,七成创业者在三年内实现盈利,其中创办一年以内、两年以内、三年以内开始盈利占比分别为39.8%、20.0%、10.8%,呈现递减态势,三年以上开始盈利的创业者仅占5.5%,说明大部分创业者能够在创业早期实现盈利。
融资渠道、人才资源获取和政府处理事务效率具有较大改善空间。在青年创业者对于创业环境各要素的评价中,“当地创业者很容易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融资”、“当地获得人才资源的条件很便利”、“当地创业者的融资成本很合理”、“申请的政府创业支持总是能很顺利地通过”四项评分最低,其“非常符合+符合”评价的占比分别为51.1%、51.5%、52.0%、54.2%。这表明当地融资渠道受限和融资成本偏高,从而不容易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融资。随着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创业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日渐提升,目前当地人才输送模式效率不高,仍然无法满足企业需求。政府需要建立完善相关政策,加大推行力度,并提升行政审批效率。
加快青年创业载体供给、强化青年创业金融支持、提升青年创业服务水平。从创业载体看,成都初步形成“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创空间”梯级孵化体系,为青年提供全要素、低成本、便利化的创业载体,累计建成750万平方米双创载体;同时,为双创载体建设提供高额资金支持,对市级、国家级双创载体创建最高补贴分别为200万、300万元。从创业金融支持看,成都构建“无偿资助+无息借款+天使投资+信用贷款”金融支持体系。一,打造以“科创贷、科创投、科创保、科创券、科创贴”为核心的科技金融产品,“五创”分别提供首次债权融资、首次股权融资、科技保险、科技中介、上市等相关补贴,“科创贷”、“科创投”累计规模分别超过120亿元、40亿元。二,率先推出“人才贷、成果贷、研发贷”三大子产品,利用财政资金资源配置优势,着重引导社会资金支持科技人才、科技研发、科技成果转化,每种产品最高授信额度均达1000万元。三,为解决初创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成都高新区在省内首先推出投贷联动政策性金融产品“股债通”,“股债通”以高新区科技型创业公司为服务对象,包括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及专精特新企业,采用债权和股权投资相结合的投贷联动融资模式,由商业银行提供信贷支持,由投资机构共同出资组建专项配套基金与国有投资主体提供股权融资服务,产品融资额度最高达5000万元,融资期限最长3年,填补大额融资政策性产品空白。从创业服务看,成都为覆盖青年双创孵化服务前端,首提首创青年创新创业“泛存在”孵化空间,在孵化空间里提供三大服务:一,开发公益性双创课程体系,包括20门青年创业入门实战必修课程、25门青年创业通识课程、25门青年创业成长课程;二,配置知名创业导师,通过线上开展直播方式构建双创知识体系、提升创业者核心素能;三,开展政策咨询、导师巡诊、项目路演等活动,为创业青年提供投融资、共享设施、创业辅导等服务。
优化“一站式”服务、加强青年安居保障、搭建青年交流平台。“一站式”服务方面,成都推出青年创新创业孵化载体聚合平台,为青年创业政策申请提供“一站式”服务接口,包括整合各类金融扶持政策、组建“星导师”团队提升创业者的管理和经营水平、满足青年创业项目合伙需求等。平台首批上线337家孵化场所,累计链接85.54亿元资金池。青年安居方面,成都构建全面覆盖、租售补并举的青年人才安居服务体系。对符合条件的来蓉青年,政府在其购买人才公寓时给予政策面积8.5折的优惠;建设青年驿站,为外地来蓉求职应聘的本科及以上学历青年大学生提供7天免费住宿,截至2021年底,成都累计建成青年驿站23家、床位800余个,累计服务5.58万人。青年交流平台方面,成都打造“15分钟青年社交圈”,率先提出并建设青年之家旗舰店、社区店、共营店三级服务终端体系,截至2021年底,成都建成青年之家1031家。
以青年企业家协会为纽带联系青年创新创业者,集聚企业资产总额近100亿元,企业员工近20万人,提供创业培训、政策宣讲、资金扶持等服务。从组织性质看,长沙青企协1997年成立,是一个汇集全市青年企业家的群众组织,是汇聚长沙青年创业者力量、扶持创业企业发展的重要一环。从组织规模看,长沙青企协以个人自荐、组织推荐方式招募青年创业者,目前第六届青企协会员195人。从服务内容看,青企协聚焦生产制造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和新经济企业的发展,先后成立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长青创服务平台等,定期为青年创业者提供创业培训与交流、政策宣讲、对接贷款等活动,帮助青年企业家解决创业过程中融资、人才引进、信息共享难题,营造服务型创新创业环境。目前,青企协会员企业累计包含上市及拟上市企业17家,企业资产总额近100亿元,企业员工总人数近20万人。
打造国家级双创示范平台“柳枝行动”,以政府三级财政支持和产融互动为核心模式,聚焦科技型早中期创业公司,项目资源达6000余个。“柳枝行动”于2015年启动,是国家级双创示范平台,由长沙高新区管委会下属国企运营。从运营模式看,“柳枝行动”依托两种模式:一、在湖南省、长沙市、长沙高新区三级财政支持下向创业企业提供专项资金;二、以投融资服务为核心吸引创业企业,通过企业集聚吸引金融、产业、高校资源,形成产融互动格局。从扶持对象看,“柳枝行动”扶持对象为科技型早期创业公司。一方面,聚焦科技领域,包括软件和网络安全、集成电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区块链、产业互联网等;另一方面,关注早中期创业公司,包括种子轮、天使轮、Pre-A轮、A轮、B轮。截至2021年7月,申报“柳枝行动”项目资源达6000多个,孵化项目达591家,其中87个项目累计获得111笔共11.8亿元股权融资。
“柳枝行动”资金来源多元化,新创政府资金运用方式“过程拨付”,每年2000万专项资金真金白银解决青年创业融资难问题。从资金来源看,“柳枝行动”资金来源多元化,主要由直接资金和间接资金构成。其中,直接资金包含政府财政专项资金、国企运营股权投资资金,间接资金包括股权投资资金、债券资金、政策资金、合伙人资金等。从政府资金拨付看,“柳枝行动”在政府财政资金运用上新创“过程拨付”。政府专项资金项目实施全年7×24小时不间断申报,且不对企业进行指标限制,最大程度为初创企业扫除资金获取障碍;新创“过程拨付”,政府专项资金每年总额度2000万,为每家初创企业提供20万元补贴,按季度分批拨付,如项目出现异常则暂缓或终止拨付,保障资金运用高效。截至2021年7月,政府专项资金扶持项目591个,扶持金额达1亿多元。从服务体系看,围绕投融资,“柳枝行动”为创业者提供融资知识培训、融资信息撮合、交易撮合服务,目前连接省内外投资机构1000多家。
大连在2020年出台激励人才创新举措,鼓励高校的专业技术人才离岗创业,给予3-5年离岗创业期,保留其人事关系。2018年出台激励企业创新举措,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创新券,进行资金补助。还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解决创业者资金短缺问题。人才创新创业方面,大连在2020年出台《关于落实“5+22”人才政策的几个具体问题》,提到要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人才离岗在大连创新创业,给予3-5年离岗创业期,保留其人事关系。支持高校、科研院所、大型公立医院、大型企业等单位自主开展职称评审,对创新成果显著的中青年技术人员,可破格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称。企业创新方面,大连科技局于2018年出台《大连市科技创新券实施办法》,提出向科技型中小企业发放创新券,用于企业向大连市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机构和科技服务企业购买服务,按规定比例领取补助,其中技术解决方案、知识产权等服务补助为30%,科技查新为50%,科技政策培训为100%。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方面,2020年大连发布《大连市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引进南粤集团作为政府引导基金受托管理机构,并印发《大连市科技创业天使投资子基金管理实施细则》,以解决创新创业型企业成长初期融资难题。据大连发改委统计,目前,大连正积极推动10支子基金设立,总规模83亿元,涉及信息技术、新材料、文化创意等领域。
4)人均技术合同交易额这一指标设定权重为17.5%,因为它能很好地衡量地区技术市场发展情况,即衡量科技创新及其技术成果创造财富价值的情况,是衡量“创业结果”情况的重要指标。
从创业环境看,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和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副省级城市排名靠前。创业环境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依次为广州、北京、哈尔滨、上海、贵阳、兰州、太原、西宁、杭州、南京。创业环境排名前50位的城市集中分布于各大城市群,其中长三角城市群着力于科技创新、产业协调、区域一体化和全面开放的高质量发展,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和智慧经济赋能新产业发展,加快科技创新融合;积极推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构筑支撑创新创业发展的政策框架体系,起到高水平科技创新创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前50位城市长三角城市群分布最多,达11个,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4个,京津冀城市群3个。分地区看,前50名城市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分别为26、6、11、7个,除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基本分布于东部地区。具体来看,广州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政策架构,建立起高质量、高效率发展创新创业环境。广州创业环境突出,据广州统计局数据,2020年广州财政科技支出和地区教育公开支出占比分别高达8.5%、18.3%,政策环境突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5052元,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达10.31%,远超其他东部城市,市场环境优势明显。深圳地区教育公开支出占比位列100名后,是导致其未能进入前10的重要原因;郑州每万人大学生数高居全国第三,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等多项指标均进入全国前30,是中部地区创业市场环境支持力度最大的城市;哈尔滨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员/城镇就业人员指标高达8.91%,仅次于广州,这是其排名第三的重要原因。
从企业家精神看,厦门、杭州、北京位列前三位,排名靠前的城市同样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企业家精神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依次为厦门、杭州、北京、深圳、宁波、珠海、西安、东莞、中山、上海,除位于中部城市群的西安外均属于东部发达城市。企业家精神排名前50位的城市集中分布于各大城市群,其中长三角城市群分布最多达13个,珠三角城市群6个,京津冀城市群3个。分地区看,前50名城市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分别为30、4、10、6个,除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外,基本集中分布于东部地区。其中,厦门得益于改革开放,深化改革坚持创新,同时重视拓宽人才政策,打造创业城市。早在1984年,厦门就在全国率先设立“人才交流咨询服务公司”,诞生了全国首个劳动力市场、人才资源市场。借助经济特区的政策红利和本土优秀的地理环境,逐步发展为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旅游和创新创业城市。厦门企业家精神突出,每万人R&D从业人员达到164人,居全国第三位;每万人注册商标数量达到146个,居全国第四位;每万人私营企业和个体人员就业数量为5900人/万人,居全国第二名;每万人新增市场企业数为658家,居全国第五。企业家精神指标内的各项统计项,厦门均居于前列。西安在企业家精神上表现同样亮眼,为企业家精神前十城市中唯一西部城市,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每万人新增市场企业数为865家,仅次于杭州位于全国第二。
从创业结果看,创业活动活跃地区集中在核心城市内,长三角地区区位优势明显,中部城市异军突起。北京、上海、深圳、西安、南京、渭南、广州、杭州、苏州、武汉位列创业活动指数榜单前10名。排名靠前的城市基本上由一二线大城市及发达都市圈内的三线城市构成,这表明创业活动活跃的地区高度集中在核心大城市及发达都市圈内。结合CB Insights、Pitch Book、桔子IT等数据和榜单梳理,以包括成立时间超过10年的广义独角兽数量计算,2020年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独角兽数量分别为28、17、7、5家,合计57家,全国占比81%;从估值看,四城独角兽企业估值分别为1850、217、214、193亿美元,合计2474亿美元,全国占比达93%。这表明上述4城已经成为中国高质量、高增长创业企业的摇篮。尽管其他城市重视培育初创企业,出台税收减免、平台资源嫁接、人才和业务对接等政策,但在融资、人才等方面依然劣势明显,4城以外城市拥有新生独角兽企业的包括东莞、成都、重庆、合肥、广州、青岛、武汉、贵阳、无锡、南京、天津,除成都有两家外,数量均为1家。据投中数据,从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案例数来看,2020年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分别有867、658、414、254例,占全国比例分别为22.9%、17.4%、10.9%、6.7%,合计占全国近2/3。同时,本年度创新创业结果受疫情影响较大,对比2019年,投资案例数由4330起下降至3774起,北上深杭分别下降341、153、35、99起,每万人新增科创版上市企业数量和新增独角兽企业数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第三,优化农村创业制度环境,重点扶持农民返乡创新创业。问卷结果显示,农民创业群体占比达6.9%,引导农民进行现代化农业创业至关重要,特别提倡外出务工的农民回乡创业,支持农民进城创业,有利于激发农民创业精神,充分释放农村创新创业潜力。我们建议:一是在政策上坚持普惠性与扶持性相结合,坚持盘活现有的农民创业企业与增加农民创业企业二者并举方法,加强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相结合的举措,实行城乡一体联动;二是政府健全基础设施,各级政府、高校都应加强服务平台设施建设,通过农民创业培训、成立农民创新创业中介机构,引导农民进行创新创业;三是通过免税、免房租或补贴房租的形式,调动农民创业积极性。
第四,加大政府资金投资创业企业力度,成立市场化运作的产业投资基金,服务于战略性产业的招商引资。问卷结果显示,创业者对于“当地创业者很容易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融资”中“非常符合+符合”评价的占比仅51.1%,满意度较低,所以需解决创业企业融资难问题,形成创新资本生成能力,需要加强资本招商,深入剖析企业资质及行业现状,打通资企双方交流渠道,建立健全“引导性股权投资+社会化投资+天使投资+投资基金+基金管理”的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我们建议:一是加强企业信息深入剖析,委托国内外顶尖专家和专业机构对创业企业的财务、技术、供应链情况进行全方面研判;二是高度关注国家政策导向和行业动向,对创业公司所处赛道展开深度评估;三是鼓励政府与企业积极开展对话协商,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加强政府资金对创业企业的扶持力度,如2020年2月蔚来汽车与合肥签署蔚来中国总部落户合肥的框架协议。
第五,重点解决中小企业短期资金周转问题,加大短期资金扶持力度,促进企业短期融资渠道通畅。2020年的新冠疫情等重大公共突发事件对中小企业带来短期巨大冲击,尽管经济快速恢复,中小微企业发展情况略好于2020年,但恢复情况不稳定,所以解决企业短期资金流动性问题、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对减轻中小企业的生存负担至关重要。我们建议:一是政府加大对短期融资困难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支持力度,对于受短期外部冲击而暂时失去收入的中小企业,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应优先处理其短期贷款需求,精简审批手续;二是优化对中小企业的短期融资担保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对拥有相关资质的中小企业提供信用贷款支持;三是对于无抵押资产行业的中小企业,建议金融机构参考其公司估价发放信用贷款,灵活企业短期融资渠道。
第六,完善创业培训体系,规范青年创业培训内容,建设专业化创业教育师资队伍,培养青年创就业理念,引导青年走出家门,投入实践。政府作为青年创业的指导者,对于引领全社会形成积极就业风气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大连依托创业导师资源,针对各类创业人员创业现状和实际需求,打造自身“创培”品牌。我们建议:一是地方政府部门组织优秀创业者、创业专家等设计一套操作性强、系统全面的创业教育课程。同时,注重建设一支专业化的创业教育师资队伍,确保创业教育培训的质量;二是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创业培训,并给予相应的创业培训补贴。同时,建议政府完善激励机制,推进创业导师分类与奖励,提高创业导师的指导积极性,真正发挥导师的实际作用,以“一对一”或“一带多”的方式切实帮助解决企业初创阶段的突出困难;三是定期评估当地青年的就业积极性,及时根据反馈做出相应调整;四是加强高校开展校内创业培训体系建设,与政府、校外创培机构等形成良好合作机制,共同确保校内创业教育培训质量。